我国在重大项目引进中的得与失——刘德冰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言稿

刘德冰 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院学术委员、央企高管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结合我本人的体会和认识，谈谈国家重大项目引进中的得与失，请大家批评、指导。

共和国成立以来，为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不管内外环境如何艰难，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与国际社会开展贸易与技术合作。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当时的历史条件，抓住一切机会，决策、部署和推动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和技术合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极其脆弱。1949年钢铁总产量不足16万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一个“洋标签”，因为那是从海外进口来的。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友好”、“宽松”的国际环境来开展贸易和技术引进，促进国家的工业化，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1949年的10月份，“北约”第一次理事会就秘密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所谓“共产”国家实施封锁和禁运。当时“巴统”对中国的封锁清单达500项产品和技术，比对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更为严厉。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公布了1600多种禁止向中国出口的货单，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封锁和禁运。这就迫使我们当时不得不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合作。

这就开启了著名的“156”大工程，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汽、一拖、一重、一机床等一大批国家重要骨干企业也随之诞生。“156”工程的实施是中国工业化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60年代和70年代均有一些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重大项目，特别时1978年12月与日本新日铁公司签订《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此协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在上海签订的）。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家重大项目的对外技术引进工作，都是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来承担的。本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分别在这两家公司任职，有幸参与了多个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的引进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抓住国际形势发生对我有利的时机，积极调整了内外政策，加快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装备的步伐，批准了数千项设备和技术引进。这些项目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家用电器、汽车和各类轻工业品，到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通讯、矿山、油气开发、电力能源装备和技术、钢铁和有色等冶金装备、大化肥、大乙烯工程、各类工程和建筑机械装备的专有技术、专利产品、生产线和成套装备，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遍及全国各地。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九十年代起，一系列国家级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相继开工，诸如“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小浪底水利枢纽和燃气轮机电站建设和技术引进、AP1000核电自主化依托工程、青藏铁路和以京津城际、武广高速和京沪高速为代表的高速铁路全系列项目等。这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的飞速发展，GDP已经稳坐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有一组数字对比很有意义：1978年，全国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是3.3亿美元，其中1.8亿美元是中机公司在全国扶植的800多个工厂生产的各类工农具的出口，而现在已连续多年，我们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科技装备的出口已超万亿美元。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重重艰难，踔厉奋发的结果。这也与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和技术、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兴业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在与国际技术合作中一直坚持毛主席、周总理确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原则和积极争取与国际社会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和技术合作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156”开始，国家实行“全国一盘棋”，较周密地进行工业化布局和建立行业、地方有效的协调机制。

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燃气轮机电站和技术引进项目的运作。这是本世纪初在国家领导人亲自关心下，在国家发改委领导直接指导下进行一个国家重大工程。上个世纪末，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乏力，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带来了电力供应的缺口，在这些地区，拉闸限电成了几乎一种“常态”，严重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为解决燃眉之急，国家需要尽快建设一批发电项目。

燃气轮机发电技术与其他各类发电技术比较起来，其优势明显：建设周期短、是理想的清洁能源、有非常可靠的调峰功能。燃气轮机被公认为“机械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燃机技术就成了当然的选择。当时我国重型“燃机”制造技术尚未起步，国家希望借助这批燃机电站建设，引进重型燃机的制造技术。当时这项技术被美国GE、德国SIEMENS、法国ALSTON和日本MHI四大巨头所垄断。他们只愿意向中国卖电站设备，没有丝毫转让技术的意愿。

当时正处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以较合理优惠的价格购买燃机电站设备、确保国外制造厂家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制造技术并组成联合体参与设备采购的招标，同时确保项目的运作符合国际贸易通行的规则，我们筹划出一种特别的运作模式。这就是后来被国际上称之为”捆绑采购”( Bundle-buy)的“招标＋谈判”。

招标分两步：资格预审和设备采购。“资格预审”的核心是国外制造商必须做出两个“承诺”：一是承诺向中方制造企业转让制造技术；二是与该企业组成投标联合体。这两个承诺是硬杠杠，实行“一票否决”，不能做出严肃、有效的“承诺”的国外企业，无权参与设备采购的招标。从第一台设备起，就要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化制造。资格预审和后来商务谈判都极具挑战性，国家发改委的有关领导和部门，所有参加项目的人员，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这个项目首批涉及到国家六大发电集团的11个电站，共23台重型燃气轮机等设备和包括“三大动力集团”（哈尔滨电站集团、上海大电汽集团和东方电气集团）、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南京汽轮机集团等多家国内制造企业。拟引进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E级和F级燃气轮机。

这个项目真正的难点是：外方能否愿意向中方企业转让技术并组成联合体一起投标、价格能否在合理区间；国内制造部门和发电部门的关系如何协调，能否从第一台开始就逐步实现本地化生产，形成中国燃气轮机产业体系。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同志为此项目倾注了大量的智慧和心血，这是我们参与项目运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能忘怀的。

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牵头，编制了招标文件、专有技术转让协议和设备采购合同及各类相关附件，以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原则进行商业运作。国家有关部委、机械工业联合会、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国家能源、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多位两院院士和顶级专家参加了项目运作的全过程运作。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长达一年多时间的精心运作，首批项目2003年3月5日在钓鱼台分别与美国GE\哈电集团和日本MHI\东电集团联合体正式签约。项目启动时确定的三大目标在合同中得以落实，即引进制造技术、落实本地化和争取合理价格。项目”复盘“时，我们注意到虽然少量的“高温部件”外商没能同意转让技术，但都在国内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建立了制造基地；外方免费转让技术，包括免费为中国企业相当数量的人员提供培训和现场指导；电站设备的价格，均较大的幅度低于同期国际市场同类设备的价格。签约后的合同执行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专业团队”参与度不深，曾出现一些问题，但整体执行工作还是令人感到欣慰的。特别是发生后，东电集团克服2008年汶川地震带来的困难，在2009年就通过通用技术集团所属的“海经公司”向白俄罗斯出口了两套用引进的日本MHI技术制造的燃气轮机电站的成套设备。

朱镕基总理亲自指导、关心项目的进行，在项目顺利签约前一天，通过电话对项目运作成功给于高度肯定。“燃机”运作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为“核电”、青藏铁路机车和“高铁”全系列项目的运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这个项目的成功运作，是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几十年积累的设备采购、技术引进中摸索出来的“技贸结合”模式的升华，“市场换技术”，由专业团队负责操作。从某种程度上讲，签约以后，专业公司没有被允许参加全过程的合同执行，造成一些缺憾。

前些年，坊间对“市场换技术”的模式，颇有微词。我非常赞同张国宝主任在燃机项目签约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精神“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同时我认为否定“市场换技术”的人，可能不了解中国装备制造的实际情况和通过国际社会合作，建立自己工业现代化体系的必要性。

我们已经迎来了更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023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和“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坚信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更开、步伐会更大。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的决策，做实、做好各项工作，一定会迎来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国家重大项目引进中的“得”非常巨大，但也许多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地方。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高端制造、高科技等领域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虽然引进到了在当时是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装备，由于没有真正及时完形成产业化能力进入市场，而人家新的一代又一代的产品和技术就问世了，又进一步挤压我们的产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有些行业，总是摆脱不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很多装备的核心部件几十年来一直没能实现本地化，长期依赖进口；有些引进国外技术生产的设备，由于种种原因，打不开国内市场，造成相关企业难以为继；有些项目则是参与引进的骨干被调离、赴海外技术接受培训有不少是非专业人员、专业技术队伍不稳定，严重影响项目的进展；有关方面往往把重心放在项目筹划和前期运作上，往往忽视了“扶上马，送一程”的必要，使得一些项目成了“虎头蛇尾”或“烂尾工程”；国家一直鼓励的产、学、研一体化，在实施中缺乏强有力的牵头单位和责任人，形不成合力，迟迟出不了实际成果；有些地区和企业对外合作中很“任性”，不尊重知识产权、缺乏专利保护意识；有些地方和企业盲目跟风，不顾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市场实际需求，拼抢项目落地，造成某些产品、产能严重的“过剩”。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对外引进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较严重“浮躁”现象，缺乏“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劲和恒心。

二十一世纪，一定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蓬勃发展的世纪，传统产业将面临颠覆性的毁灭，技术、产品更新换代势在必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很多高科技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多个行业差距非常大，有的仍有扩大之势。清醒地认识到巨大差距，才是进步的开始，不可盲目乐观。在这个VUCA时代，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振兴的使命和任务非常艰巨。

为此我建议：

1、国家应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成功的做法。积极捕捉国际高科技和新产业发展的信息，适时统筹部署国家层面的重大技术开发和引进工作。（国际市场上“零排放”效率达64%的“氢燃料”的燃机电站已成规模产业化、市场化）国家给于项目执行方有力的政策支持的同时，应建立直至形成规模产业化的一套全流程的监督和保障体系；

2、落实企业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再创新的主体的同时，强化企业负责人的“项目责任终身制”原则，实行责任审计制，确保项目全过程责任、目标不偏向。

3、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要以“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和“真、实、亲、诚”的态度善待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国家和企业。要维护对方合法权益，包括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让那些观望者改变看法，让反对者无话可说。争取“自主可控”不是要排除与国外技术合作，而是更要创造机会和条件与之合作，努力把对手变成朋友、变成伙伴。

4、要把好招标文件和技术引进合同的质量关。网上下载各种招标文件和合同、协议的“范本”早已是过期的，里面可能有很多“地雷”。“术业有专攻”，从事对外技术引进和商务谈判的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更要懂得国际商法、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掌握商务谈判的技巧并了解和熟悉相关行业的国内国外情况。建议国家和其他央企要重视使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所属的专业队伍；重视国际技术合作的人才培养；相关院校应更新和充实国际技术转让等课程内容。

5、始终牢记“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在国际技术转让中，最新的关键技术，人家的看家本领，是绝对买不来的。实现现代化，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依靠自己在技术研发和创新上下大力气。对引进的技术和装备，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共享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平台，进行成果共享，带动国家整体层面的技术升级和提高。

谢谢！

刘德冰

2023年1月14日